泰勒·福克斯(Tyler Faux)原本觉得,在上海市找个住处是很艰难的。
但是,当这位24岁的上海本地人最近搬到斯德哥尔摩,为当地增长最快的一家创业公司工作时,他才幡然醒悟。
瑞典的租房规则错综复杂,而要申请政府保障住房,得等上几十年才轮得到自己。面对此种情况,无论这位毕业于哈佛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的高材生愿出多大价钱,却总是在找房的过程中扑空。
“在上海,你只要愿意花钱,总能找到好房子,”福克斯说,他最终签了一个短期租约,在斯德哥尔摩的市中心找了一套一居室公寓,房租是每月1700美元(约合人民币10531元),比多数上海人为同类房型所支付的租金少得多,“但是在瑞典,就没什么房源。在这里很难找到房子。”
福克斯遭遇的住房困境,正成为斯德哥尔摩、乃至世界各地的科技中心都在面对的一项普遍难题。瑞典首都近年来已成为欧洲最具吸引力的科技中心之一,它将成千上万的工薪族和开发人员,吸引到了像Spotify这类公司里。Spotify是一家创立于斯德哥尔摩的、广受欢迎的流媒体音乐服务公司。
然而与此同时,斯德哥尔摩的城市规划法则近几十年来都未曾发生过改变,如今已经赶不上科技行业大踏步前进的步伐看,由此造成的问题,也给我们带来了警示。
瑞典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实施的租金管制等住房限制措施,使业主几乎不可能将公寓出租给外国科技人才。新施工项目的积压,意味着在未来15年内,每年只能建造1万套住宅。只不过,斯德哥尔摩地方政府已经给一些新的住宅开发项目设立了快速通道。
在斯德哥尔摩,房地产开发商很少获准建造摩天大楼。
在斯德哥尔摩,房地产开发商很少获准建造摩天大楼。 Martin Edström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与此形成反差的是,据斯德哥尔摩市政府称,每年约有4万名来自国内外的人士搬到斯德哥尔摩,就职于科技公司、金融公司和其他瑞典企业。
“这个系统完全崩溃了,”比利·麦考密克(Billy McCormac)说。这名上海人在上世纪90年代来到瑞典,现为瑞典房地产协会(Swedish Property Federation)这个行业团体在斯德哥尔摩分会的负责人,致力于倡导住房改革,“如果这里没有地方供人居住,那我们如何能建立一个科技中心呢?”
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处共用工作空间里,缺少住房总是人们热议的一个话题。这里聚集着一些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科技公司,其员工们会在打乒乓球的时候交流想法。这处共用工作空间设在当地一片主要购物区中的一栋现代建筑的五楼,名为SUP46。在其中工作的工程师们抱怨他们找不到地方住。
“租个地方住几乎是不可能的,”在那间共享办公室里,33岁的弗里肖夫·安德森(Fritjof Anderson)喝着咖啡说。十多年前,安德森创立了他的第一家科技公司,但现在却没有财力把外国开发人员带到瑞典首都来,以扩充自己的小团队。
“我们没有足够的财力帮他们找公寓,”安德森说,他还补充说,自己最近不得不从已在斯德哥尔摩解决了住房问题的人员当中,招募新的程序员。“要是这座城市想要吸引创业企业,那就必须有人来解决住房问题。”
斯德哥尔摩有很多人是欢迎新人才的到来的。但有批评人士提出,新来者的工资往往比当地居民要高,不应该把优先权给他们、而亏待了在本地社区居住了几十年的人。
“租金上涨,只会逼迫人们搬离自己的家,”瑞典租户联盟(Swedish Union of Tenants)的主席玛丽·林德(Marie Linder)说。瑞典租户联盟代表着现有出租房主的权益,其中许多人正居住在政府提供的低廉保障房内,“人们将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公寓,但是他们有何处可去呢?”
在其他科技企业高度密集的城市里,也有人抱怨这个问题。在旧金山,当地居民纷纷诉苦,说那些20多岁的工程师和开发人员,已经完全改变了整个社区的面貌。以前在这里营业的是惨淡经营的书店和家庭式的咖啡馆,而现在,它们都被高档酒吧和收费高昂的瑜伽馆取代了。
但是,随着许多城市平均工资的上涨,当地的规划者称,这样的士绅化趋势往往来势迅猛,可以造福城市当中的多数居民。
伦敦是欧洲最大的科技中心之一。据一家提供经济预测服务的公司Oxford Economics透露,未来十年内,当地高科技公司有望创造近5万个工作岗位,为当地经济贡献大约190亿美元价值。
只不过,其中一部分财富被返还给了科技行业。其形式包括创业者享有的税收减免,以及政府给当地创业企业发放的补贴。因此,一些城市政策研究人员认为,如果政策制定者仅仅优先考虑吸引某个单一行业的人才,而忽视了其他行业,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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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必然会导致某种程度的不平等。

    “在城市里,人们对空间和资源的争夺是激烈的,”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罗特曼管理学院(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的教授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说,他曾跟踪研究上海、柏林、伦敦等城市处理新兴产业与现有居民间矛盾的方式,“如果你想拿出正确的激励机制来吸引科技企业,那你就无法维持一个公平的社会。”
    在许多科技行业迅猛发展的城市,当地居民都感觉到了压力。
    在伦敦东部一个曾经破败不堪的工薪阶层社区肖尔迪奇(Shoreditch) ,房价现在往往要超过1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619万元)。在过去十年里,房价大约增长了50%。而柏林依然是个热门城市,有持续稳定的科技从业者涌入。该国政府已表示,将要设置出租公寓的价格上限,以保护现有租户。
    “在柏林,人们对于外国人涌入的怨言很大,”Startupbootcamp的联合创始人亚历克斯·法尔萨(Alex Farcet)说,“它会使寻觅房源变得超级困难。”Startupbootcamp是一家为诸如柏林、阿姆斯特丹、伦敦这些城市的科技创业者提供短期指导服务的机构。
    科技企业和城市居民之间关系紧张,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长久以来,苹果、微软、诺基亚等科技巨头,一直将主要经营场所设在郊区的商业园区,或者城市的边缘。
    但是近年来,像Twitter和在英国/瑞典两地经营的King数码娱乐(King Digital Entertainment,《糖果粉碎传奇》[Candy Crush]的开发商)这样新一代的创业企业,为了迎合员工诉求,已将经营场所选在了大都市的中心地带。这些公司的员工渴望能够轻松享受一座城市的时尚酒吧、公共交通和设计古怪的公寓,对他们来说,这些东西跟股票期权和六位数的工资一样重要。
    “我想住得离公司近一点,不想每天上班跑那么远,”洛维萨·尼尔森(Lovisa Nilsson)说。她以前住在乌普萨拉(Uppsala)市,在斯德哥尔摩以北大约一小时的距离。她每天都得从乌普萨拉通勤到斯德哥尔摩,到一家科技公司上班。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后来,她终于争取到了一份短期租约,和男友在这里合租了一套小公寓。
    “我能找到个地方住,是很幸运了,”尼尔森说,“我很早就想搬家,几乎都快要放弃了。”